王云根
在深邃辽阔的历史夜空中，书圣王羲之是一颗光芒夺目的巨星。
王羲之生活在我国历史上的东晋时代。他50周岁那一年，与一群亲朋好友聚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之兰亭，曲水流觞，挥毫吟咏，写下千古名篇《兰亭序》。
因《兰亭序》对中华书法艺术的成熟产生了举世公认的影响，王羲之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美誉为中华书圣；兰亭，在一代代书法家心目中也就成为了书法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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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字逸少。在中国古代，关于王羲之的生年有多种说法。当时的书学家或史学家由于手头资料有限，依据不同的资料推测自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由于现代史学家接触资料相对比较全面，故现代史学家大都认同王羲之的生年为西晋太安二年（303）。
那么，王羲之的出生地呢？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是王羲之的成名地。东晋时代的琅琊国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北），是王羲之呱呱落地的地方。他在那里一直长到5岁。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在族长王导的率领下，琅琊王氏举族南迁。这一年，5岁的王羲之跟随着父亲王旷、母亲卫氏和哥哥王籍之，行进在庞大的南迁队伍中。关于这一次举族南迁的原因和背景，王羲之当时并不清楚，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才渐渐明白这一事关琅琊王氏命运的大举措竟然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而且“首创其议”的居然是他的父亲王旷。
王旷，生于晋武帝泰始二年（266）。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官侍中，供职于京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翌年四月，“八王之乱”爆发。面对诸王互相残杀的动乱局面，王旷将妻子及长子籍之送回到故乡临沂。其时，王羲之已被孕育在母腹之中。
王羲之出生后的第三年，其父在扬州丹阳（今安徽宣城）太守的职位上，面临一场生死之战。有名陈敏者起兵作乱，攻打扬州，王旷难以坚守，弃城逃回琅琊。时琅琊王为司马睿，司马睿的母亲夏侯太妃是王旷的姨母。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使得王旷能极其自然地站在司马睿的立场上为其谋划长远。
王旷的堂兄弟王导亦正回家乡临沂小住。此时他在司马睿那里出任平东司马。
相传，王导正与王敦闭门分析国是，王旷闯将进去，参与了讨论。三位堂兄弟一致看法是：晋王朝的天下将要大乱。出于为司马王朝的存亡和琅琊王氏的生生不息着想，王旷忽发奇想，提议劝说司马睿到南方去创立基业。这个极富远见卓识的提议，立刻被王导和王敦所认同。当然，也很快地被司马睿所采纳。
是年九月，司马睿抵达建邺（稍后改名为建康，今南京）。史称“从睿南渡者百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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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王氏族人至建康（今南京）后，在一个名叫乌衣巷的地方住下了。一起住下的还有谢氏家族。这两个家族由于人才辈出，后来被称为是左右东晋政权的世家大族。王、谢两家子弟在这乌衣巷里进进出出，是很令人注目的，时人美称他们为“乌衣诸郎”。
父亲王旷是第一个发现羲之具有书法天赋的人。只不过迁居建康不多久，他又受朝廷外派。这次他任淮南内史去了，只能在偶尔回家时对羲之作些指导。
元代学者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说：王旷“与卫世为中表，得蔡邕笔法于卫夫人，以授羲之。”有一回王旷回家，发现书房中的藏书被翻动过，便把羲之召来，问他在找什么书读？羲之讷讷不语。其母代他说道：“该是来翻看笔法的书吧！”王旷便说：“等你长大以后，我一定把笔法秘籍传授给你。如今你还小，恐会弄丢无价之宝。”羲之见自己的愿望已被说破，就“扑”地跪下道：“我已经长大了，等到将来再读笔法秘籍那就晚了。”相传，这一年羲之7岁（一说12岁）。王旷虽担心自己所藏之“笔法秘籍”会因此而流失，但见他情态恳切，当即心软，遂从枕中抽出，传授与羲之。《书断》记载羲之“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当指此事。
王羲之的表姨母卫夫人在书法上有相当高的造诣，她不但善于写字，还善于总结前人的写字经验。如果说王羲之从父亲所传的“笔法秘籍”中学到的是蔡邕的笔法“九势”，正确掌握了诸如落笔、转笔、藏锋、露锋等基本笔法，那么从卫夫人的《笔阵图》中，他则领会到了书法除了实用之外而成为一门艺术的真谛，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卫夫人在指导王羲之学书的初期，对时任太常官职的王策说过这么一段话：“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又说：“此子必敝吾书名。”真是慧眼独具。她既对这位高徒的现实水平作出了正确判断，又对其日后书名必然超过自己而作出了准确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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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北方“八王作乱”之中的最后一位得胜者司马越统兵进入洛阳，拥有了左右皇帝、控制政局的权力。
司马越派遣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率领淮南兵马开赴并州（今山西太原），抗击匈奴族刘聪及王弥对晋王朝的进攻。
王旷既为朝廷命官，自当奉令而行。王旷这一次带兵出战，无“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最终结果相当于全军覆灭。跟随王旷的两员大将施融、曹超双双战死于太行山长平战场。眼看三万兵马死伤了两万多，为近一万名士卒之性命计，王旷放弃了死拼。
王旷的名字从此不再在晋王朝的正史中出现。
但喋喋不休的人也有不少。这造成了少年王羲之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直到成年以后，这种阴影仍不时困扰着他。
西晋亡，东晋立。琅琊王氏家族的成员对晋元帝司马睿鼎力拥戴，在晋王朝的天下大棋盘里的作用也因此显得越加重要。这一年，司马睿下诏加王导为骠骑大将军，王敦为江州（今江苏九江）牧。王羲之的哥哥王籍之时21岁，由世子文学迁任安成（今江西安福西）太守。
晋元帝司马睿永昌元年（322），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京城：王敦起兵反叛朝廷，直逼建康来了！史家分析，“心怀异志”系王敦反叛的内在原因；“好强争胜”是他铤而走险的个性基础；“时势所逼”则成为他挺戈而起的直接动因。
事发后，元帝司马睿首先想到的就是派王廙去劝说王敦。王廙，时任辅国将军，散骑常侍。他是位才士。“少能属文，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技”。他曾对王羲之说：“吾诸事不足法，唯书画可法。”王羲之也曾拜这位叔父为师，不仅学习他的笔法，还通过他学习到前辈书家张芝、卫凯、索靖等人的笔法。
司马睿交给王廙的任务，王廙不但没完成，一定程度上还起了个反作用。就在王敦即将攻入建康之际，朝中竟有人置当务之急于不顾，不图谋如何击退王敦，而接踵奏请司马睿加快处置王敦的族人。这就使得乌衣巷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族长王导面对灭族之灾，知道辩解托情无济于事，唯有非常之举才有可能解脱非常之危。由是，每天亲率一群族人，跪于皇宫门阶下，表示领罪。
王导，建武元年（317）为骠骑将军。翌年，加任骠骑大将军。实为东晋初期司马睿驾前的首席谋士。王导对堂侄儿羲之学书也曾有过帮助。相传他收藏有一册钟繇的法书名帖《尚书宣示帖》，自带过江，每日不离身边。后发现羲之书法天赋极好，就大度割爱，让他拿去临习。
在整个王氏家族面临危难之际，王导让各家各户每天派出代表跟他去“待罪”。相传，青年王羲之的身影也曾在“待罪”的族人之中。
元帝司马睿被王导及其家族的举动感动了，他听从高士周凯的进谏，赶紧诏示：王敦之乱与王氏族人无涉。
其时，王敦率兵正攻入建康，杀刁协，诛戴渊，眼看就要达到目的，不料让刘隗出逃了。高士周凯生性耿直，找上门去遣责王敦作乱，竟遭王敦逮捕杀害。周凯死得非常壮烈，有人看到他被乱兵押经太庙时，频频高呼：“杀死王敦！”叛军用戟戮他的嘴巴，他“血流至踵，颜色不变，容止自若，观者皆为流涕”。
王羲之第一次见到高士周凯是在七年之前。那天，周凯宴请名流，当众将亲手割开的第一块烤牛心送给小羲之吃。烤牛心是一道名菜，宴席中有这道名菜说明宴席的规格，而主人先割给谁吃又表明主人对这位客人的看重。小羲之得到高士周凯的如此礼遇，顿时在京城里传为美谈。
周凯的遇害，激起王羲之对堂伯王敦愤恨。
是时，王敦十分关注王导的态度。王导内心里对清君侧是赞成的，但对图谋篡位他则坚决抵制。在王导看来，自从先祖姬晋“坚意自废为庶人”传下王氏一族，王氏后裔就不该再卷入最高国家权力斗争的漩涡。
王敦得不到族人支持。不久，他自找台阶，自领丞相衔，借口刘隗在逃需要追缉，率兵退回武昌去了。
司马氏政权的重大危机得以缓解。晋元帝司马睿经过这番动乱忧愤成疾。司马睿在自己行将病逝之际，托孤于王导。翌年，太子司马绍即位，史称明帝。王导辅佐东晋王朝的历史进入到第二个篇章。
青年王羲之经历了东晋第一王朝的危机和家族存亡之灾，深感以宽和的方式调节皇帝和世家大族以及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十分重要。“政以道胜，宽和为本”。中年的王羲之在他的著述中写下这一名言，当同他的这一段生活阅历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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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明帝太宁元年（323），王羲之21岁。去年是大动荡之年。今年可说是政局稳定之年了。羲之闲来无事也就常去堂伯父王导家与族兄弟们聚会。
一天，一群堂兄弟皆穿戴得整齐而体面，正坐在厅堂间里互诉着各自的见闻，忽然来了一位老管家对大家说：“等歇导公要陪一位贵客来看望各位公子少爷，你们其中一位说不定会被选中作郗鉴郗大人的女婿呢！”他希望大家安静地等在厅堂间，不要走开。
不久，老管家引着王导公和一位武官模样的人进入厅堂，满厅堂的叽叽喳喳声顿时平静了下来。这位武官名叫曹讷，被派来目测王家子弟。曹讷进得厅堂，未发一语，只从西首往东首审视那一个个王家子弟，后随口问道：“还有没有漏下的？”
老管家忽有发现：“哦，东厢房里还有一位！”
曹讷往东厢房看去，靠墙一张专供客人休憩的坐床上，一位外貌厚道的青年人泰然倚卧着。其所穿衣裳倒也崭新的，只不知为何竟未扣衣钮子而袒露着肚皮，他嘴里好像还在咀嚼着什么食物。
曹讷对这青年产生了兴趣。回到郗府，他便向郗鉴禀报目测王氏子弟的情况。当他有声有色地讲到东厢房里的袒腹者时，郗鉴面露笑容道：“这正我要找的佳女婿啊！”
再命人去打听，去者回来禀报说：东床袒腹的那个人，是四房王旷的次子羲之。
郗鉴打定主意要结这一门亲事了。征得王旷夫人卫氏的赞同，这年郗鉴将自己的宝贝女儿郗璇嫁给了羲之。
王羲之忽然得到一个贤淑、美貌、知书达礼的妻子，自是惊喜非常。而他那“东床袒腹”的故事从此也就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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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太宁二年（324）五月，王敦在姑孰患了重病。王敦身边一个名叫温峤的人，趁机脱身到建康向明帝作了禀报。司马绍闻报后，认为此时不动更待何时，他立即下诏调动兵马讨伐王敦。
是年，羲之23岁。岳父郗鉴和堂伯父王导皆在平定王敦之乱中立下大功，故而他们推存羲之出仕很有发言权。相传，王导打算举荐羲之担任尚书郎，郗鉴认为应该举荐羲之为秘书郎。这两个职位都是晋升高位的必由阶梯。尚书郎接近权力部门，秘书郎是个清贵之职，一般人会首选前者，但羲之选择了后者。主要任务是掌管公府的图书典籍，校阅脱误，同时兼管宫禁中的藏书。羲之在这里发现了先朝和本朝名家著述或抄录的一些珍贵典籍。其中有钟繇、胡昭、张芝、索靖、韦诞、皇象等人的手迹。他遍为临摹，勤于思考，对书艺的认识便更深入了一层。他经常拿自己的体会同书友庾翼交流。庾翼曾这样分析道：“王逸少据公府的珍藏，勤于临池，他的书法超过了我，可以说是天助。至于天赋嘛，倒未必强过我。”
岳父郗鉴一门作为书法之家，给予了王羲之以重要的影响。郗鉴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郗愔和郗昙，均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书家。与王羲之生活最密切的自然就是妻子郗璇。郗璇在书香世家成长，从小耳濡目染，功底可谓不浅。
王羲之“起家秘书郎”为时三年。这之后，他当上了会稽王友。其时，会稽王为司马昱。按晋制，诸侯王手下设有“师、友、文学”各一人。王羲之所任会稽王友一职，仍是一个清闲之职。但由于这一职务，使他很早就与会稽这一地域发生了关系。
王羲之独当一面的第一个职务是临川太守。一家人搬到了郡治临汝（今江西抚州市西）居住。这段时间大约两年多。因为母亲病逝，他根据当时的风俗辞官守丧。这一年，王羲之29岁。这期间胞兄籍之亦病逝。
三年后，王羲之“丁母艰”期满，进入征西将军庾亮幕府为参军。
征西军府设在武昌（今湖北鄂城县）。参军这职位相当于现代的参谋。庾亮临终之前上书称羲之“清贵有鉴裁”，意即气质风度文雅脱俗，具有鉴别、剖析各类人事的才华。后来王羲之为朝廷擢用，进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当有庾亮推荐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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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任江州刺史为晋咸帝咸康八年（342），正当不惑之年。王羲之、郗璇夫妇及六子一女（王献之还要过二年出生）合家迁居江州（今江西九江），开始了仕途生涯的又一个行程。
在江州任上不到一年，王羲之再三向朝廷提出辞去这一官职。其时庾亮病终，弟庾翼接替其职，王羲之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征兵调粮，大肆征兵调粮困难重重且不提，这显然不符合王羲之的初衷。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康帝司马岳即位后，着手安置皇亲国戚。王羲之被准许辞职。回到建康，见一时没什么合适的新职，他便一边留意天下局势，一边教导他的六子一女，自己则继续练习书法。从江州回到乌衣巷老家的第三年，第七个儿子降世了，作为年已42岁的他，中年又得子，自然又有一番喜悦。王羲之为这个儿子取名为献之。在逗弄哺育幼子“呀呀学语”期间，他没有料到这最小的一个儿子将来会与他齐名。
从晋成帝咸康八年（342）至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是王羲之处于40岁至45岁的年龄段。一般来说，人在这一年龄段创造力最为旺盛。王羲之后来所以成为中华书坛的“书圣”，从某种意义上说乃得益于这一年龄段基本上由他自己支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钻研书法。王羲之在这一年龄段所留下的代表作主要是《伏想帖》和承接这个年龄段第一年所写的《临护军教》。
王羲之拥有五年“闲居”的时间可谓不易。鉴于他的名声、才能和门户影响，朝中几位重臣几次三番推荐他担任要职。史载，朝廷至少以“侍中”、“吏部尚书”和“护军将军”这三个要职多次召用他，但是都被他谢绝了。
出任护军将军，王羲之一开始也是谢绝的。
但是，这时有一位素来雅重羲之的人物致信于羲之了。这个人就是“参综朝权”的扬州刺史殷浩。殷浩的来信言辞恳切。这样，王羲之就不得不给殷浩回写一封信。信中必须谈清楚自己为什么几乎五年时间不出仕的两个原因：其一，我从来就没有到朝中做官的志向。其二，这几年忙于儿女婚嫁，待儿女婚嫁毕，颇想辞家与几位好友遍游名山五岳。
王羲之在向殷浩简要阐述不出仕的原因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意思是，若是朝廷一定要任用的话，去关陇（今陕西、甘肃）、巴蜀（今四川）这两个地方任职，自己将在所不辞。接下来他分析了自己的才能特点。
但是，现实是复杂的。据《资治通鉴》载，殷浩分别提拔荀羡和王羲之二人，其中一个目的是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与政见不同的安西将军桓温对抗。
晋穆帝永和四年（348），王羲之结束了近五年的家居生活，当上了专职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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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在护军将军的任上前后共干了三年。
辞去护军将军职位之前，王羲之找恩人殷浩作了一次密谈，赞成穆帝司马昱和殷浩所谋划的北伐，以收复北方失土，完成中华一统大业，但他明确说出自己的担心，认为殷浩与桓温不协，会两败俱伤而影响国家大事的进程。王羲之劝说殷浩采取措施与桓温和解，但没有得到殷浩重视。不过，殷浩答应王羲之辞去护军将军职务，并推荐王羲之外任新职。
晋穆帝永和七年（351），会稽内史王述丧母，需要离职守丧。一道诏书下达，让王羲之接任。王羲之十分高兴：一是王羲之当过会稽王司马昱的王友，对会稽佳山水早有感情；二是会稽素为江左重地，王羲之早就知道，一般人是不能担任会稽内史这一重职的；三是父母的坟墓已于数年前由临川移至会稽山阴。如今能去父母的安息之地任职，使人欣然。是年，王羲之49岁。
王羲之在会稽内史的任上首尾共五年。这五年可说是王羲之从政生涯中的黄金时期。他所以享誉“循吏”的清名，主要实绩就出在这五年之中。
王羲之以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身份来到郡城接任郡务之后，就把全部精力投放到理郡上。“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不久，王羲之动身巡视郡属各县。在五年里，王羲之跑遍所属10县，还跑到永嘉郡所辖的永宁、松阳、安固、横阳四县巡视。因为朝廷曾一度命他兼任永嘉郡守。当他了解到临海、建安、东阳这三郡与永嘉郡一样，原先也属于会稽郡时，他往这三郡也去巡游了一番。史称王羲之好游东土，这固然同他喜好大自然的个性相关，但不能否认，驱使他不辞劳苦而踏遍东土山水的动力主要在于他已从心底里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史书记载和人民口碑中，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五年间的主要政绩有五大方面：
其一，督课农桑，生养人口，保持和提高“昔之关中，今之会稽”的地位。无论在“风调雨顺”的年岁，还是遭遇“天灾人祸”的关头，王羲之都重视把握劝农、示耕等环节，并在所辖各县中推行他的做法。王羲之任职其间，会稽承担朝廷赋役为扬州18郡之首。王羲之虽然抱怨朝廷下达给会稽的任务比他郡多，但官府拥有开仓赈灾之粮、文人雅士抱有踏春修禊之兴等，均可印证其时会稽地区的农业和社会的发达状况。
其二，开仓赈灾，宣布禁酒，以非常之法率领官吏百姓度过灾年荒岁。王羲之任职会稽内史期间，会稽地区遭遇到一场特大灾荒。相传他一路视察下属各县，一路采取措施。他敢于承担责任，下令开仓赈灾。有的地方原本缺乏储备，他一边上奏朝廷告急，要求减轻灾区赋役，一边设法进行郡内调剂。他考虑到有粮的富家大户不会因为百姓遭灾而放弃酿酒享受，就在全地区宣布禁酒一年。他在致时任吴国内史的堂阿弟的《断酒帖》中说：“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与“禁酒”相比较，“开仓赈灾”的责任更重了些。许多年以后，会稽内史的上级扬州刺史派人来监察王羲之的政事，将王羲之“开仓赈灾”之举说成是讨好百姓，呈请朝廷给予王羲之处分。
其三，诛翦奸吏，力除政弊，舍逸就劳而匡正吏治风气。王羲之就任会稽内史之后，到下属各县调查，发现监守自盗官府粮库的现象相当普遍，“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以余姚一县为例，负责管理官府粮库的官员竟已偷盗官米近10万斛。为此，王羲之向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建议说：“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王羲之还发现许多问题来自于上级官府。他给谢尚写信说：“上级衙门滥发公文，许多公文又互相矛盾，叫我们下级如何执行？如果每一道公文都要认真执行，那么下级官吏和老百姓就只能疲于奔命，实在是劳民伤财啊。”王羲之还认为：“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况以群才而更不理？”当时长江东南地区相对安定，扬州这么大的地方只要派一位能干的朝廷命官便足可承担起管治之职，而官吏太多，反而治理不好。这就是王羲之关于简化政务的大声疾呼。
其四，危言进谏，谋划国是，替晋王朝兴亡计而力保会稽百姓安居乐业。王羲之身在会稽，十分关注天下大势。其时，在中国北方，汉人冉闵已推翻后赵政权，改国号为魏，魏对东晋王朝采取既不对抗又不联合的策略，在北方汉人中失去号召力。鉴于此状况东晋朝廷内再一次掀起北伐声浪，而殷浩与桓温这两位实力派人物又准备各行其事。王羲之的态度是赞同统一，但认为时机仍不成熟。特别是殷浩与桓温为了各自壮大实力，提高自身地位，动机不纯，仓促出战，必败无疑。后来，不出王羲之所料，殷浩出兵遭到惨败。桓温抓住了殷浩惨败的事实，上疏获准。殷浩被废为庶民，流放东阳信安县。为此，王羲之便只能发出“令人怅叹无已”的感慨了。
其五，营造重教化风气，开拓兴诗书风尚，推动稽山镜水地域新一轮文明进程。在王羲之任职会稽内史之前，会稽郡城已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令王羲之兴奋不已，他要让同时代的各地名人到他任职的这方宝地的中心区域来感受感受。他或在巡视下属各县时向他们口头邀请，或伏案挥毫给他们发出书面请柬。由于他真诚交友，善待名士，无论在他任职会稽内史五年间，还是在他后来隐居山阴三年中，仰慕他个人的名声前来会稽山阴的名士之多实为空前。在王羲之的推动下，类似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诗文之会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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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穆帝永和九年（353），是王羲之任职会稽内史的第三个年头。刚刚走满五十个春夏秋冬人生路程的王羲之，自感身心已完全成熟。
他想到了聚居在会稽郡城的名流，想到了经常交往的仕友，他要利用三月初三上巳节行修禊之礼的机会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一次有规模的文人雅集。
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不负王羲之所望，一群文人雅士从郡城登船横渡镜水，先后抵达兰渚山麓，聚会于兰亭。与会者共42人。
修禊仪式开始。众人曲水流觞，或吟咏，或罚酒，都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在这次曲水流觞之娱中，有11人作诗各2篇，有15人作诗各1篇，合计37篇。其中王羲之作诗2篇。
有人提议，应将今日37篇诗作汇编成集，留传后世。王羲之动笔写“序文”是在午宴之后。
这“序文”写什么内容呢？已有方才所作的五言诗为基础，王羲之早胸有成竹。问题在于用隶书（今楷）、八分字体来写这序文呢，还是用别的什么字体？他知道即兴挥毫是草书为顺手，但作为诗集的序文是否应该端庄一些？可端庄的字体似乎又难以表达眼前这明媚欢快的气氛。王羲之决定以自己近时正在琢磨的“亦行亦正”的新字体来写这篇序文。于是，他略作思索，提笔添墨，乘着微微酒兴，让鼠毫尖在茧纸上游龙走蛇起来：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在写了修禊的时间、地点、人员、环境和众人的欢乐心情后，他觉得应该阐述自己对人生的感慨了。于是，他接着挥毫道：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意犹未尽，不能到此搁笔。他要一气呵成地把文章写好，便添蘸了香墨又挥毫道：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觞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王羲之知道自己想表达的思想只能这样表达了，而作为一篇序文，还应该有一段简洁的结束语：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行文之中，错漏了几个字，王羲之皆随手作了补纠。在写“览”字时，考虑到曾祖父叫王览，按习俗要避讳，他信手写了一个可以意会的“揽”字代替。
王羲之显然没有想到这次兰亭修禊留给后世的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篇序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羲之的《兰亭序》在书法意义上之所以被后世书法家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原因有三：其一，魏晋时代中国书法的书体处于正书体向行书体演化的时期。这个时期诞生的行书精品，具有代表一种新书体成功问世的意义。王羲之的《兰亭序》流传以后，人们一致公认它代表了这种新书体，开拓了一代书风。其二，王羲之以后的时代，也涌现了无数行书大家，尽管各位书家奋力创新亦各有成就，但无论在理论吸吮上还是在艺术借鉴上，或多或少地都受到王羲之的书论及其《兰亭序》的滋养。《兰亭序》在人们的心目中至今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书法艺术高峰。其三，《兰亭序》传世千百年来，古代有唐朝太宗皇帝和清朝康熙、乾隆两位祖孙皇帝极力推崇，现代有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支持开展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辨。在中国书法史上，再没有第二件作品受到如此礼遇。《兰亭序》的社会地位被推上了极点，可以这么说，“天下第一行书”已成为《兰亭序》的专用名。
相传，王羲之本人亦觉得他的这篇诗集序文在书法意义上似乎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在此后一段日子里，他反复写了多遍。笔，仍是鼠须笔；纸，仍是蚕茧纸。但心境已无法是修禊那一日的心境了。故而他无论怎么写，在书法意义上，终难得原稿的风韵了。这原稿后来传到了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手中。智永故世后，又传到了他的弟子辨才和尚手中。相传唐太宗平定天下以后，采用以文治国方略，其举措之一就是广收墨迹，闻悉山阴永欣寺的辨才僧人藏有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让御使萧翼前往越州寻觅。
萧翼奉皇帝之命，带了几卷宫中所藏王羲之墨迹，乔装成山东书生，来到越州地面。在永欣寺厢廊与辨才搭讪相识，谈史说艺，甚是投机。接连多日的交往，使他们混得很熟。最后，在辨才失去警惕性之际，萧翼达到了智赚《兰亭序》的目的。
唐太宗喜获《兰亭序》后，于贞观十年（636）命汤普澈、冯承素、诸葛贞、赵模专事摹拓，得10余本，分赐近臣。由是《兰亭序》声誉大振。时褚遂良、欧阳询两位书法大家亦参与了临摹。《兰亭序》的真迹，在唐太宗归天之时作了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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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地方官员如若拥有了一份闲兴逸致，那就表明他在处办政事上已游刃有余，在仕途生涯上已炉火纯青了。关于王羲之的许多佳话，如“题扇躲婆”的故事，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可是，王羲之却又在考虑要辞官了。
王羲之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萌生退隐之念？从内因说，王羲之素来官欲淡薄，他最喜欢的是艺术和造化。从外因说，新任顶头上司扬州刺史王述有意同他过不去。他要主动终止同王述的对立状态。王述原是王羲之的前任会稽内史，二人同系太子晋后裔。王述系太子晋以下太原派，王羲之系琅琊派。王羲之接任他的会稽内史之后只去拜望过他一次，是因为郡务繁忙，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是王羲之不够看重他。王羲之后来才知道，王述曾是十分希望同他王羲之建立亲睦关系的。而王羲之的人影总是不见，王述就心生了怨恨。等到扬州刺史殷浩因北伐失败而被废为庶民，朝廷让王述去补缺，当上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就有权力检察会稽郡的政务，他随口说声会稽郡有些事得好好查查，他手下的人就立即跑到会稽查这查那。王羲之手下的人被查得焦头烂额，就频频地向王羲之诉苦，王羲之知道自己与王述的隔阂是不可能消解的了。首先自己的职位比王述低，王述不可能买他的账，其次自己也不肯屈膝于王述，尽管自己在王述丁艰期间缺少对他的尊重确属虑事不周。想起自己曾劝告殷浩与桓温和解矛盾，结果两人不和而使朝廷和百姓蒙受惨重损失，如今自己与王述也发生不和，使手下人遭受屈辱且不提，仅凭这一段时间由扬州下达的征赋任务明显加重，不能说这完全与自己的个人因素无关。
王羲之打起辞官的主意。但是，一些好友劝说王羲之，难道就没别的路可走了吗？突然，王羲之想到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似乎早就有人谈论过。这就是将扬州地域一分为二，割会稽郡东南方向的几个郡，另设越州。王羲之认为，这个建议如若能求得朝廷批准，不但自己与王述的矛盾可望避免，且一些有识之士渴望提高古越地位的问题亦可就此解决。于是，王羲之派了一名使者去向朝廷陈诉自己的建议。不料这位使者没有吃透王羲之的精神，缺乏言辞水平，不善随机应变，在陈诉之时遭到了一些大臣的讥笑。
分设越州之事遭到碰壁（时至隋朝，分设越州成为事实，不过那已不是王羲之的时代），王羲之的辞官归隐之心便坚定了。为了让自己在朝廷再征召他出仕时不再动摇，王羲之决定采用传统方式——到父母墓前宣誓表示辞官的决心。
王羲之挥毫起草了一篇《自誓文》。就在永和十一年（355）三月九日这一天，他趁春日扫墓，带着一群子女弃舟登岸，来到父母墓前，摆开一桌祭宴，朗声宣读了他的那篇《自誓文》。原文使用当时的书面语，以真书小楷所写，体现了其誓的庄重。朝廷接报，见王羲之誓言坚定，也就批准了他的辞官。扬州刺史王述闻悉事情牵涉到他，感到不好意思，之后他多次提出复召王羲之为官。不过，王羲之哪里还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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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可以自由地按自己制订的日程表行事，带领几个儿子巡视自家的庄园，这里有田园之乐。先去上虞、剡和余姚走了走，周行回来后又往山阴的几处别宅小住。
王羲之在巡视庄园的路途中，快乐地访亲会友。走动的亲友中有老婆舅郗愔，有隐于东山的谢安，还有道士许迈、僧人支遁等几位与王羲之相交甚深的异人。
王羲之曾与许迈一起“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王羲之知道，“修仙”的重要手段就是“服气”。“服气”乃呼吸养生也。自己年已半百有余，当将养生作为重要一课。经过亲自体验，王羲之认为人们传说的所谓“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是一种假象，实质上对自体危害甚大，他告诉人们不要对“寒食散”作非分之想。服食金石之药而求长生不老，这是道家服食所追求。王羲之指出这种做法反而加速死亡。他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将自己曾所信奉的道教与道徒的服食愚行作了区分。
去剡县的时候，王羲之特地去拜访了好友支遁。如果说，王羲之与道士许迈交往时谈论最多的是养生健身的话题，那么与高僧支遁探讨最多的话题便是哲学、诗歌和书艺。
王羲之归隐之后有好几年居住在郡城老家和山阴县的几处庄园里。由于他已不在内史的职位上，向他求字的人反而增多。有一则《写经换鹅》的传说，反映了王羲之这一时期的情趣和人们对他的墨迹看重的程度。
王羲之对自己归隐以来的生活是非常满意，并充满向往的。这种快乐的情绪，他曾在致谢万的一封书信中有过较为具体的描述：“古代隐居避世的人有的披头散发装疯，有的满身污秽行为丑陋，可以说是很难的。如今我通过隐世获得了安逸，顺遂了宿愿，实为庆幸，难道不是上天所赐！违拗上天就会不吉祥的。前些时东游归来，整修种植了桑树和果树，现在鲜花盛开，领着儿子们，抱着幼小的孙子，游览观赏期间，有了成熟的果实，就摘下分给孩子，以此为眼前的欢乐。我虽然涵养品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还是想教育子孙做到敦厚谦让，如子孙中有轻薄举动，我就让他用马鞭子清点马数，效法汉代万石君的作风，你认为这样做如何？近来将要和安石东游山海，并到农田中考察土地的收获，以此来作为闲暇时的涵养。衣食之外的余资，打算与亲友知心按时欢宴一顿，虽然不能吟诗作赋，但倒满酒杯饮酒，讲讲田里之行所见，作为拍手笑乐的谈资，那种得意能一言而尽吗？我常常依照陆贾、班嗣、杨王孙的处世方法来做，仰慕诸位君子的风度，老夫的志愿就全在这里了。”这就是辞官归隐以来快乐的王羲之。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与子孙们相处在一起充满天伦之乐的一幅幅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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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晚年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写信说：“吾有七子一女”，“内外孙十有六人，足慰目前”。若将他的七位媳妇、一位女婿加上去，王羲之家庭的直接成员共计有34人。
王羲之享年59岁。病故于升平五年（361）。
从公元3世纪初到10世纪中叶，琅琊王氏作为一个世家大族延续了700多年，家族中的杰出人物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影响最大的当为王羲之的堂伯父王导及其所传下的一支。王羲之所传下的一支，由于凝之一房在孙恩造反攻陷会稽之难中遭受重大打击，政治进取的热情均更为缺乏，大多致力文化创造而文化人才辈出。王羲之的后裔散居四方。清代王国栋所续编《琅琊王氏宗谱》卷之十三，明列有临沂四房兰亭世系表。该卷序言云：“晋淮南太守旷，字处季，尚书郎正之仲子，光禄大夫览之孙也。元帝渡江，首创其议。次子右军将军逸少为会稽内史，爱会稽山水之胜，遂家于山阴，流寓于临川，卜宅于越城之蕺山，家焉。右军有七子，皆工于草隶。长子元之早世，黄伯思尝云：右军之子，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者也。七子之后散居四方，或居临川，或居豫章，或居会稽，或居剡溪。居吴兴之乌程者，右军四子肃之之后也，守云门而望萧山者献之之后也，徙如皋迁睦州而后有山阴之清江、会稽之蛏浦，以及上虞、新溪、义乌、绣川、山栖、石里诸望，皆出于豫章太守操之之后也。”王羲之的后裔，避祖先讳，一般不直接自称“王羲之后裔”。而以祖先曾“卜筑兰亭”和久负盛名的“兰亭修禊”为依据，自称“兰亭王氏”。兰亭王氏散居各地的后裔，一般又以所居之地命名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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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多有朝廷大臣、文人学士奉命或自发收集王羲之及其子嗣的书迹，并编次书目。其中成果最大的有：南朝宋虞和等大臣尊奉明帝之命，寻集“二王”书迹达十一帙115卷；梁武帝诏令朱异、徐僧权等鉴定题签“二王”书法七十八帙760卷；唐太宗贞观年间，褚遂良奉命临写王书，录出《右军书目》计正书五卷14帖，行书一十八卷252帖；唐咸通至乾符年间，张彦远集《右军书记》一卷，录王羲之书帖465条，编入《法书要录》。
自宋以降，“二王”真迹散失殆尽。延续其风貌神韵的大多是唐代高手的摹临本和唐宋以来的摹刻本。存世王羲之书帖中，既有其真迹的临摹本，亦有高手的伪托本。真伪之考，在使唐宋以来的专家学者感到头疼的同时，也使得一部中国书法史显得特别生动和丰富多彩。
